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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已成为金融行业发展重要赛道。当前，我国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取得不少成就，新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有力支持。根据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7万亿元，规模为全球首位；绿色债券规模也居于全球前列。

尽管如此，目前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体系仍有一定局限性，主要围绕“纯绿”或接近“纯绿”的经济活动展开，相较于实现气候目标面临的资金缺口仍显力度不足。因此，近几年来，转型金融呼声渐起。此外，绿色投融资除了赋能大企业、大项目，如何更好支持普惠客群也引发市场关注。

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

《金融时报》记者：距离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已三年时间。您认为目前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哪些成绩？下一步有哪些着力点？

马骏：“双碳”目标公布三年以来，我觉得实体经济中的最大亮点包括：新能源实现快速增长，我国新能源装机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销售和出口全球领先。此外，电池产业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大的竞争力。

相关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当前，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全球第一，绿色债券规模也保持在前两位。从规模看，绿色金融发展迅速。展望未来，绿色金融有两个突破方向，一是要面向转型客户发力，包括完善转型定义、转型披露、转型产品设计等；二是更好地服务绿色普惠客户，例如从贴标、设计符合小微需求的产品等方面实现突破。

《金融时报》记者：转型金融近几年呼声较高，但也有人担心会出现“假转型”风险。在您看来，哪些现象属于“假转型”？

马骏：绿色金融里有“洗绿”这个概念。我们常说的“洗绿”是指一些企业利用绿色融资的资金做一些“非绿”的事情。在转型金融领域，我们把类似的行为称作“假转型”。例如，一家企业启动了减碳项目，获得了银行贷款以支持转型活动，但同时又上马很多高碳排项目，整体来看，这家企业的碳排放强度是上升的。这种行为就涉嫌“假转型”。因此，我们提到的低碳转型，不仅要看具体的项目，还要看企业的整体减排强度。

还有一种情况是“碳锁定”。部分企业在刚刚使用减碳设备的前几年，排碳量有所下降，但长期来看，排碳量却无法再度下降。这也不符合净零排放的目标，属于“假转型”。

综合来看，我们所说的转型活动必须有完整的、科学的转型计划，且企业的各项活动碳排放持续下降，不能出现“碳锁定”等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2022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批准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其中包括《G20转型金融框架》等重要内容，涉及转型金融的诸多方面。该框架对市场主体提出了哪些要求？

马骏：《G20转型金融框架》对转型活动的融资主体（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使用转型融资的主体（企业）应该披露具有可信度、可比性、可验证性和有科学依据的转型计划；披露短期、中期、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包括中间目标与净零目标）和气候适应目标以及减排活动的进展情况；披露“范围1”和“范围2”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披露“范围3”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披露落实转型计划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计量排放数据和其他转型指标的方法学；对于指定用途的转型金融工具，应披露资金用途；对于不限定用途的转型金融工具，应披露所支持转型活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通俗来讲，就是市场主体应该披露一份详细的计划，包括企业目前的碳排放情况到实现零碳排放，整个过程准备如何推进。例如，当企业宣布三年内要减碳30%，他应当把目标拆解到具体的年份和各个业务条线，并明确相应的奖惩措施、监测方法，并披露详细的碳排放数据、估算办法以及具体的减排办法。例如，企业是完全靠自身努力实现净零排放的，还是购买了碳信用产品进行抵消，这些相关信息都要解释清楚。

当然，目前发展中国家做到这些还存在困难。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在短期内相关能力还不具备，有待进一步加强。

《金融时报》记者：具体来看，目前推动转型金融发展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马骏：目前，对转型主体的识别不太容易，转型金融工具也不太丰富。随着相关业务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这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此外，小微企业、农业生产主体这类普惠客户获得绿色金融支持的力度还相对较小，现在也缺乏一些低成本的识别方法，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

《金融时报》记者：判定企业转型成效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识别成本很高。现阶段，如何更好地帮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来推动相关工作有序进行？

马骏：对于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判断企业的转型情况可能存在一定挑战。为了防范“假转型”，一个基础的制度安排就是编制转型目录。例如，2023年7月湖州公布了《湖州市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目录》，被纳入其中的活动“假转型”风险就较小。当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转型主体也必须披露完整的转型计划、监测体系、治理安排等信息。

不过，必须看到，部分中小企业暂时缺乏这样的能力，无法清晰制定长达数十年的计划，也没有足够资金聘请第三方公司设计完整的转型计划或进行相应的认证。对此，地方政府可以为企业制定出区别于大中型企业的转型计划指南，中小企业据此制定减碳承诺，填写简化的转型方案，以此降低中小企业获得转型融资的成本。

《金融时报》记者：相较而言，中小企业目前得到的绿色金融支持还不足。您认为下一步应如何更好地服务绿色普惠客户？

马骏：我认为，绿色供应链模式值得研究，目前已有龙头车企进行了相应探索。实际上，很多中小微企业是服务行业龙头企业的。某龙头车企需要数以千计的中小微企业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为了推动全产业链的绿色化，龙头车企请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为其打造了一套ESG评价标准，并用这个标准给供应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贴标，符合要求的企业就会纳入集团的绿色供应链，并获得政府、银行提供的低成本资金支持，有力推动了产业链绿色化。

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有了绿色供应链之后，龙头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都趋于绿色化，整车也就会绿色化，进而提高企业的业绩表现；中小企业通过绿色化也获得了稳定的订单。银行的绿色贷款背后则有真实的订单支撑，违约率较低。这是绿色普惠相融合的典型案例，值得复制推广。